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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2017/11/30 19: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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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就读,流动儿童这个群体逐渐被更多的公办学校的教师所了解和认识。在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就有了对流动儿童的评价。有些评价是积极的,如流动儿童比城市儿童更能吃苦、更懂事,更体贴父母,更会干家务等等。但更多的评价是消极的,如流动儿童的性格比较内向,课堂上不敢发言流动儿童有很多不良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也不太科学流动儿童的知识面狭窄,学习基础较差,跟不上城市学生的学习步伐。非常有意思的是,公办学校的教师几乎一致性地认为,以上种种“反常”或“落后”与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或者说,流动儿童的这些“反常”或“落后”均是由于流动儿童不良的家庭教育导致的。 同时,关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种种劣势,学界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1-4],研究结果一致性地表明,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存在种种不足和缺陷。这似乎表明,不管是教师的主观评价,还是学界客观的评估,均指明了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种种劣势和清一色的不足。 本研究思考的是,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特征是否真的是清一色“不足”或“缺陷”?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是否也存在某些优势?为此,本研究选取流动儿童家庭教育中与流动儿童的学业学习有关的方面,探索流动儿童家庭在促进子女学业方面拥有怎样的资源,怀有什么样的观念,又表现出怎样的行为特征。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某所中学作为案例,采用多途径的方法收集资料。其中,访谈共涉及16位流动儿童的家长,背景性资料的问卷调查涉及全校120名流动儿童及其家长,家庭教育的问卷调查涉及45位初一和初二的流动儿童及其家长,工作总结涉及10位班主任老师。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家庭教育资源匮乏 家庭教育资源主要指的是,家长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来监督和指导孩子的学习,家长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在多大程度上能为子女提供必要的学业指导,家庭有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条件来满足孩子基本的学习要求,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从总体上来说,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资源比较匮乏,主要表现在流动儿童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家庭收入偏少和职业类型特殊三个方面。 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偏低。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示,大多数流动儿童的父母文化层次较低:54.4%的流动儿童的父亲其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初中以下,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就更低,64.5%的母亲其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初中以下。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当流动儿童需要父母提供学业支持时,虽然有些流动儿童的家长休息在家,但由于学识水平有限,他们没办法为子女提供基本的学业支持。试想,家长自己才小学毕业或初中未念完,怎么可能指望他(她)能为子女提供学业支持? 当然,家长并不一定要为孩子提供“直接的”学业支持,也可以为孩子提供“间接的”学业支持(如,为孩子请家庭教师),但较低的家庭收入可能使这一途径无法通畅地运行。 家庭收入偏少。此次调查显示,2%的流动儿童家庭其月收入在500元以下,9%的家庭月收入在500—1000元,22.5%的家庭月收入在1000—2000元,25%的家庭月收入在2000—3000元,18%的家庭月收入在3000—4000元,23.5%的家庭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可见,大多数流动儿童的家庭月收入大约只能维持一个家庭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基本运转,实现家庭的基本功能。家庭收入偏少可能导致的直接结果是,钱的重要性凌驾于孩子教育的重要性之上,孩子的学习和生活首先要以家长“降低生活成本”这一目的为中心。比如说,由于家庭收入偏少,很多流动儿童家长在选择租房的面积、子女的教育投入方面要精打细算,很多时候代写论文更是捉襟见肘,这在客观上使流动儿童在家里很难有一个舒适和安静的学习环境。本次调查的结果发现,流动儿童的家庭大多是在一些比较老的旧小区,住房条件相对较差: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基本上租借老式的“一室户”,父母和孩子是共处一室的如果家里孩子较多,有两个或三个,或者还有其他成员,一般租借一套“两室户”的房子。也就是说,这些流动儿童基本上没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只有少部分孩子拥有自己独立的学习和生活空间。还有数量更多的流动儿童,由于他们的父母是小企业主或小作坊主,因此,他们往往就在父母的店铺或作坊间伴随机器或城市马路、集市的喧嚣复习功课。 职业类型的特殊性。本研究中的流动儿童父母大多从事的是个体经营业(如批发水产、蔬菜、水果,经营理发店),少数家长进入工厂务工。这些职业的特点主要是工作时间长,基本没有(固定的)休息日,这就使得家长试图监督孩子的学业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 “孩子做作业时,我们在楼下干活,只是抽空上去看一看,督促一下,也不是时刻看着。一般是没有(监督)的,还是比较自觉的。” “没有人监督孩子做家庭作业,一般孩子做作业时,我们都不在家。” “孩子做作业时,我们做饭或看电视,有时也可能还没有到家,基本上没有人监督,孩子比较自觉。”“我们一般很晚才能到家,没有人监督(孩子做作业)。” “(孩子做家庭作业时,我们)还没有下班,没有监督,靠孩子自己。” 但本研究也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在45份家庭教育问卷调查中,有近20%的家长已成为孩子学业直接支持的重要来源。一般来说,这些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中专或高中”①,其所从事的工作类型又恰恰使他们的休息时间与孩子的休息时间较为一致。显然,由本人来给孩子提供直接的学业支持减少了流动儿童家庭的“生活成本”。我们认为,这可能是某些流动儿童家长选择由自己来辅导孩子学习的一个重要动因。 “(我可以)辅导孩子的作业,减少她的心理压力。”(父亲,高中毕业) “他数学(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我可以看出来。如果他有不会做的,我可以教他。语文他查查字典什么的就可以了。”(母亲,高中毕业) “爸爸学业稍高,可以帮助我。”(爸爸,高中毕业)本次调查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虽然大多数流动儿童的父母未能给子女提供直接的学业指导或帮助,但许多(甚至是大多数)流动儿童并不缺乏直接的学业支持或指导,这种学业支持或来自哥哥姐姐,或来自隔壁邻居家的孩子②,这是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资源的独特优势。 “有他哥哥教他。”“找姐姐帮助。”“我会去问姐姐。还会去问楼上的同学。” (二)教育期望的两极分化 由于大多数流动儿童的家长自身的文化层次不高,掌握的技术又很有限,因此,他们只能从事脏、苦、累且报酬低的工作,这使他们体验到都市生活的艰辛。他们很希望能改变这一现状,却又感到力不从心,于是转而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不要像自己那样辛苦,要像城市的“体面人”那样轻松地生活。同时,他们也清晰看到,在当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格局和户籍制度下,接受更高的教育,拿到更高的文凭,是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流动儿童的家长对子女都抱有很高的教育期望,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上大学”“,读得越高越好”: “没有大学文凭就不行了。这个社会没有个大学文凭就不行了。像你们(访谈者)一样多好。”“只要她考得上,就尽量让她上。我们对她说,只要你考得上大学,我们砸锅卖铁也供你。”“所有的父母都望子成龙,当然希望他读的程度越高越好。” 但是,我们的研究也显示,在流动儿童的家长中也存在着另一个群体。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值较低,对孩子的教育怀有理性的或实用的期望。这些家长大多是比较成功的商人,或者他们的孩子学习成绩相当地差,家长对孩子上大学已经彻底地失去了希望。班主任老师也向我们反映,这些家长的观念大体是,“你看我,不也没读到书嘛,但照样混得很好。”下文的受访者靠着自己在上海的十几年打拼,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房屋转租的大老板。 受访者:“我估计她上高中也不行。她成绩中等偏下。我估摸着让她在上海(读完初三)继续念学院。访谈者:什么学院?受访者:就是学技术的。或者让她参军。访谈者:但参军转业后怎么办呢?能找到工作吗?受访者:我们河南不像上海,参了军回来非常好找工作。孩子她舅舅在法院工作,我爸爸妈妈也是干部,她转业后可以很轻易地进入公检法部门工作。”我们认为,教育期望两极分化的背后隐含的是流动儿童的家长对教育的工具性价值的判断所存在的巨大分野:一些家长认为,教育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和最为重要的途径,他们本人就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不高,才导致目前不体面的生活另一些家长则认为,不受很高的教育也行,通过其他的途径(如做生意)也能过上美好生活。所以,我们认为,不管流动儿童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如何,其背后隐含的思想都是非常质朴的、个人化的和功利的,他们很少将接受大学教育与提高素质联系在一起,这其实是将教育的价值或功能狭隘地工具化了。 (三)教育能力不足 虽然绝大多数流动儿童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读大学,但他们并不知道怎样帮助孩子实现上大学的梦想。当被问到:“家长能为孩子的学习做些什么”时,只有少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长指出“督促孩子做作业”、“校外补课”和“买学习资料”等支持性的行为:“我会经常督促她学习、看书。”“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需要时请家教。”“教育孩子从小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大多数流动儿童的家长认为自己文化水平较低,给不了孩子帮助,主要“靠孩子自觉”和“靠他(她)自己”,自己能够做到的就是给钱,只要孩子能读,就一直支持到底。“我们文化水平有限,加上在外打工,我们没有时间帮助孩子什么,完全靠孩子们自己努力。”“这个我们不清楚。”“家长在其中无事可做,孩子的学习只能靠他自己,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只能出钱。”“我们做得很少。但是教育怎样做人还是经常教育的。不知道成绩不好时,该如何教育了。打也不是,说也没用。哎!” 当孩子出现学习问题时,家长是采取简单粗暴的打骂方法还是积极寻找补救的办法,这是反映家长教育能力高低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当被问到“如果孩子不喜欢学习或者学习成绩差时,你们怎么办”时,虽然大多数家长的回答是:“会找出原因,对症下药”和“教育他(她)”,但我们从流动儿童那里得到的信息却完全不同。大多数流动儿童的回答是:如果自己学习成绩不好,家长很多时候会很生气并骂自己,甚至打自己。这似乎表明,在流动儿童的经验和记忆中,打骂已经成为父母应对自己学习成绩不理想的一种常用手段。 “会打我,骂我。”“如果考得不好,有时会打我。”“老爸会骂我几顿,老妈也会骂我。”由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大多数流动儿童的家长无法给孩子的学业提供任何直接的帮助,无法辅导孩子的学习,这是流动儿童家长教育能力低下的第三个表现。当流动儿童碰到不会做的家庭作业时,家长一般会鼓励他们问哥哥姐姐,或者到邻居家孩子那里寻求帮助。如果没有以上两种资源,家长一般会鼓励孩子“打电话”问同学,或者干脆让孩子空着不做。 “如果真不会做只好不做。”“第二天问老师。”“第二天上学问同学。”“自己靠手边的资料,再不行上网查找。没有人提供帮助。” (四)家校沟通不够积极主动 良好的家校沟通可以有效地促进孩子的学习。虽然大多数流动儿童家长认为经常与老师保持联系是必要的。比如,当问到家长会是否有必要时,几乎所有的流动儿童家长都给予了肯定和积极的评价:“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和老师联系。”“这样能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家长会)有必要开。因为能了解这一段孩子的学习情况。”“我觉得家长会一定要开,因为学校和学生家庭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学生学习状况,以便更好地使老师与家长之间产生沟通的平台。” 另据班主任老师反映,绝大多数(接近90%)家长也能够参加每月一次的家长会。但是,流动儿童的家长在家校沟通上的表现总体上可以用“消极和被动”来概括。用一位班主任老师的话来说就是,“流动儿童的家长很少与班主任老师联系和了解孩子的情况,但如果是班主任老师主动与流动儿童家长联系,他们还是很希望从班主任老师那里了解孩子的情况或得到如何教育孩子的建议的。” 流动儿童的家长为什么不愿主动与班主任老师联系呢?这或许与他们的观念有内在的联系。本次调查发现,有些家长认为,主动联系老师就是麻烦老师,没什么事就不麻烦老师了,孩子读书不好是自己的事,找老师也没有用,也没有必要麻烦老师。访谈者:会主动跟班主任老师联系吗?受访者:不太会。访谈者:为什么不主动联系?受访者:怕麻烦。访谈者:怕麻烦?受访者:没什么事就不麻烦老师了。访谈者:主动跟班主任老师联系过吗?受访者:没有。访谈者:如果小孩成绩不好了,或者你觉得小孩跟以前不太对劲了,会主动联系老师吗?受访者:小孩读不好书,找老师也没用。访谈者:自己解决?受访者:对。访谈者:那万一自己解决不了呢?受访者:(小孩)自己学,学得下去就学,学不下去我们也没办法。 四、研究结论及研究结果对社会工作的启示意义 从总体上来说,流动儿童的家长在促进子女学业方面所拥有的资源,所具有的观念和表现出的行为特征之所以表现出较多的不足和缺陷,与其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流动儿童父母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主要源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流动儿童的父母,他们在家庭教育资源、教育期望、教育能力和家校沟通上的表现都要好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流动儿童的父母。本研究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是,在多子女的流动儿童家庭或生活在流动人口聚居地的流动儿童家庭中,大多数流动儿童并不缺乏直接的学业支持来源,流动儿童的哥哥姐姐或邻居家的同学可以为他们提供学业帮助。 本研究的结果对社会工作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启示意义: 其一,亟需开展流动儿童父母家庭教育的干预。本研究的结果表明,部分流动儿童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偏低,几乎所有的流动儿童家长都将教育的功能和价值狭隘地工具化,大多数流动儿童的父母教育能力不足,家校沟通不积极,甚至错误地认为主动地与班主任老师联系就是麻烦老师,等等。这些主题都可以成为家庭教育干预的焦点。除此之外,采用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来开展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干预也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根据优势视角的基本原则,“每个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而“优势视角就是要甄别且尊重这些有可能用于扭转不幸、对抗疾病、消除痛苦、达到目标的力量和资源”[5](P20)。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且作息时间与孩子的学习时间有重叠的家长可以为子女提供直接的学业支持,相当部分流动儿童的哥哥姐姐和邻居家孩子可以为他们提供重要的学业支持,这些在实际的干预中都是可以善加利用的。当然,从外部引入常态性或项目性的支持系统也不失为一个选择。以上活动均可在个案、小组和社区多个层面上开展。 其二,改善流动儿童父母的生存状况。由于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掌握的技术又很有限,所以大多数流动儿童的父母只能从事“脏、重、累”且报酬低的职业,这种生存状况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们并不期望流动儿童的父母都能从事“轻体力”的工作,这不现实。但我们必须思考的是,流动儿童父母目前的这种生存状况是否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我们认为,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格局和户籍制度部分地导致了流动儿童父母的受排斥地位,使他们在就业中处于不利地位,很难有与城市市民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待遇。当然,城市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封闭也是一个问题[6](P291-394)。所有这些都必将使流动儿童的父母处于严峻的生存状况之中,致使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资源比较匮乏。因此,我们必须思考,为流动儿童的父母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是否是一个可能的选择。当前,在西方社会工作领域兴起的结构社会工作运动或许为我们开展社会和政治倡导提供了某些启示。为什么具体、直接的社会工作有时候很难从根本上导致服务对象的改变?因为很多服务对象问题的根源其实存在于刚性的社会制度和结构之中。因此,我们认为,通过社会倡导和政治倡导可以使大众反思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格局和户籍制度,推动社会的变革,这或许可以更为根本性地改变流动儿童父母严峻的生存状况。当前,社会工作的各实务领域已经发展出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模型(如为残疾人争取权利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模型)[7](P266-276)也许可以作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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